在塵封的歷史長河中，帝國昌盛就能造福百姓，帝國敗落便是生靈涂炭。一段段歷史進程中，遷都演繹著封建帝國前進上升的軌跡，訴說著政權更迭的滄桑變幻。

　　今天，我們就來說說遷都那些事兒。

逃避洪水，人不勝天

　　在新舊石器交替的遠古時代，面對自然災害，王朝是束手無策的，要么選擇在依賴與畏懼中徘徊，要么選擇無奈逃避。商朝就是一個典型。

　　商朝，由湯至盤庚，經歷九世，曾先后定都亳（河南商丘），后遷至相（河南安陽市內黃）、刑（刑臺）、奄（今地不詳）、聯地（山西河津），以至坐穩(wěn)殷地（安陽小屯村）。

　　“經不起折騰”，這是傳統國人追求人生平穩(wěn)的俗語，也同樣適用于一個國家。而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商王朝的頻繁遷都？

（盤庚遷都，張英豪繪）

　　翻開中國地形圖，不難看出，商朝的六次遷都之地，都集中在中部大平原上、黃河岸邊。這里土地肥沃，水草豐美，是人類繁衍生息的好地方。

　　但是，上述其中前五個地方并不是理想的居住地，它們都毗鄰黃河。當黃河汛期到來，河道不定，洪水肆虐，這幾個地方也時常受災，無法居住。

　　此外，除了洪水，還可能有凌汛的侵攏。因為從地圖中我們也可以觀察到：亳、相等地與山東接壤，處在黃河曲拐東北方向的地域內。這就意味著，商朝子民不僅要經受每年夏秋雨季洪水的威脅，還得做好冬春凌汛災害侵擾的準備。

（商朝水患）

　　由于商是從新石器時期轉向青銅器時期的過渡時代，彼時先人們改造自然的能力微乎其微。在那種惡劣生存條件下，他們的選擇只能是在自然條件變化的同時，國都隨之屢屢變遷。

　　在不斷的探索與努力下，盤庚時期定都之地終于選擇了殷地，由此奠定殷商接下來的數百年基業(yè)。殷，據地形圖可知，位于太行山東麓，背靠大山脈，面向大平原，遠離河道，且北臨洹水，便于生活，是當時相當理想的地方。

　　縱觀在生產力低下的時代，商朝始終未能離開水豐草美的肥沃之地——黃河岸邊。因為如果離開水源，在沒有足夠能力改造自然界，饑寒貧苦將會更加困擾王朝的發(fā)展。可見，商朝遷都的決定因素不是政治、軍事、經濟，而是他們真正無法抵御的洪水、冰凌災害。

　　天人和諧，順應自然，這是來自最遠古的先人們給我們上的第一課。

畏懼夷狄，避其鋒芒

　　人類無法抵御自然災害，會選擇規(guī)避。同樣，種族沖突、民族存亡危機時，王朝依然會選擇妥協退讓，避其鋒芒。接下來的周王朝平王遷都，就是最好的證明。

（周平王）

　　鎬京（在今天的陜西長安縣西北），自周武王發(fā)動革命奪取政權直到周幽王身死國滅280多年間，一直是西周王朝的首都，被稱為宗周。

　　據史料記載，周平王在外祖父的幫助下砍死老父親周幽王以后，把首都從鎬京遷到了洛邑，歷史由此進入了東周時代，春秋戰(zhàn)國時代開啟。

　　周平王為什么要廢棄營建了280多年的鎬京，而把首都遷到800多里外的洛邑呢？是悔恨于父親的死，心中有愧而不得不離開這個傷心之地嗎？還是其他政治斗爭的需要，比如北方少數民族的威脅？

 

　　通常認為，答案是后者，即周平王遷都的原因是和其討伐周幽王的同盟——犬戎有關。

　　當初為順利即位，周平王請來了餓狼一般的盟友犬戎相助，犬戎部隊攻入鎬京以后大肆燒殺搶掠，搞得鎬京一片狼藉，幾乎成了一片廢墟?？蓱z的首都人民成了幽王父子家庭矛盾斗爭的犧牲品，也成了“友邦”犬戎的獵物。

　　中國有句古話，叫做請神容易送神難。犬戎這些以游牧為生的部落沒有中原人的鄉(xiāng)土觀念，他們過慣了游獵生活，哪里水草豐美，就要在哪里安營扎寨，哪里有好處，就去哪里，不擇手段地去爭搶。

　　在鎬京發(fā)了橫財的犬戎部落，此后便經常到鎬京附近尋找發(fā)財的機會，四處搶掠滋擾?？蓱z王位剛坐穩(wěn)的周平王心想，我惹不起，總能躲得起吧。他心一橫，便決定逃跑，逃到八百里開外的洛邑。

　　無辜百姓成了權利斗爭、甚至于不同民族領土財物斗爭的犧牲品，這樣的遷都，充滿了流血犧牲下的無奈哀鳴。

民族融合，相互借鑒

　　至此以后，中原與邊疆少數民族的斗爭從未止息過。在中原帝國看來，少數民族強悍、游走、居無定所，他們是邊患，是蠻夷。

　　而中原王朝對于少數民族的這一認知，自然體現在與其民族關系的處理上。在秦漢時期，基本上是抗御、打擊；南北朝、唐宋以后，時緩時和，出現了融合統一的發(fā)展趨勢。

　　據歷史記載，北魏時期，中華民族出現了一次大融合。這次融合的最好證明，就是遷都。

　　鮮卑族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古老的北方民族，拓跋部是鮮卑族活動在大興安嶺北端東麓一帶的一個分支。為了生存與發(fā)展，其不斷南遷，踏上了民族征服的道路。

　　在這條道路上，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，最初幾任統治者對各族人民實行了民族歧視和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，在征服戰(zhàn)爭中也常常出現瘋狂的民族殺戮，民族矛盾不斷激化。

　　到北魏孝文帝時，王朝開始改革，民族融合出現了轉機。孝文帝深知，對于北魏政權來說，四面楚歌不斷，國家內部因征服戰(zhàn)爭而導致的民族矛盾依然存在。此時，只有吸收中原文化，改革一些落后的風俗，才能增強民族凝聚力、吸引力，轉移國內民眾視線。

　　而孝文帝選擇調和民族積怨的一個重要法寶，就是引入漢文化。而加強學習漢文化的便利措施，就是國都南遷。游牧民族天性善于進攻、突襲，而農耕民族封建、固守，且文明發(fā)達。所以遷都中原，既可為柔然部落日后攻擊贏得戰(zhàn)略緩沖，亦可提升民族素質，加強中原地區(qū)的統治。

　　《遷都議》中，孝文帝曾說：“國家興自朔土，徙居平城，此乃用武之地，非可文治?！?/em>強調了引入中原文化治國的重要性。

　　從民族間征戰(zhàn)不斷，到相互借鑒并積極融合，在這條道路上，遷都是一個催化器，也是一個見證者。

政權東移，控制全局

　　而除了考慮與外族關系的南北遷移外，朝廷也會有穩(wěn)定國內局勢的遷都選擇。首先，就是國內的東西向遷都。這一點，在唐武則天建朝時期體現的最為鮮明。

　　作為中國歷史上唯一掌握君權且因此得到普遍承認的女皇帝，武則天創(chuàng)立大周時定都洛陽。東都洛陽的確立，標志著政治中心東移。事實證明，遷都洛陽是正確的政治舉措。

（武則天）

 

　　在武則天稱帝后，自恃李唐老臣的徐敬業(yè)等人糾集十萬之眾擁李顯復帝。如果武則天繼續(xù)身處長安，那么舊室忠臣掀起的復唐之風，很可能使武周復亡。

　　所以，遷都之舉，迫在眉睫。因為在最高權力紛爭之際，也是武則天一朝面臨內憂外患之時。

　　679年，東突厥發(fā)兵攻入河北；687年，西北的吐蕃反唐奪走安西四鎮(zhèn)，并攻入甘肅；同時，山東盜賊長期活躍猖獗。如果沒有定都洛陽，就不會拉長與吐蕃的戰(zhàn)略縱深，也不會有效地打擊復國后的東突厥，更不會有力震懾山東的盜賊。

 

　　朝權穩(wěn)固則四方穩(wěn)固，對于這一點，武則天心知肚明。自古以來，得中原者得天下，洛陽會為平定內亂、外患打好反撲基礎，也會有效地避開李唐舊勢力的威脅。

　　所以，這一次遷都，不單避免了內外禍亂，也為新政權奠定了安穩(wěn)基業(yè)。在為控制全局打下了良好的政治、經濟基礎之后，一代女皇才可以安心地開啟霸氣統治，創(chuàng)造盛世。

重心南移，經濟主導

　　繼武則天東西向遷都以后，宋代王朝選擇了融合前代經驗，走上國內南北遷都之路。

　　經歷了魏晉南北朝的數百年動蕩與戰(zhàn)亂，中原北方的人口、先進生產力、技術開始轉移，經濟重心轉向南方。到隋唐時，南北經濟已相差無幾；南宋時期南移完成，南方經濟甚至超越了北方經濟。

　　北宋滅亡后，南宋將都城建在了臨安（今浙江杭州）。直到南宋中期，朝廷雖有能力遷回北方土地，但也放棄了北歸汴京（今河南開封）。排除政治與軍事的原因，南宋之所以堅持偏安于江南一方，茍安半壁，與當地繁盛的經濟也是分不開的。

（宋高宗）

　　紹興八年（1138年），南宋正式定都臨安府（杭州市），杭州經過唐宋數百年的發(fā)展，至北宋，已經成為“東南第一州”。

　　從當時形勢看，這是南宋選擇在此建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。杭州的正式建置，始于隋開皇九年（589年），彼時的前身名為錢塘縣，始置于秦朝，縣治在武林山麓，人稱山中小縣。隋朝遷州治于今杭州城南錢塘江邊鳳凰山麓的平原上，與江南運河相鄰，成為今日杭嘉湖平原的重要城市，這為杭州城市的發(fā)展提供了良好的環(huán)境。

　　經過唐代三百年的建設，杭州已成為“江南大郡”，再經過五代吳越國近百年的建設，至北宋，已被汴京（河南開封）文人譽為“萬物富庶”的“地上天宮”。南宋定都后，影響更加深遠。

　　宋室南遷促進了杭州都市的繁榮，使杭州成為國際上第一流的都市。耐得翁在所著《都城紀勝》一書的序中云：

　　自高宗皇帝駐蹕于杭，而杭山水明秀，民物康阜，視京師其過十倍矣。雖市肆與京師相侔，然中興已百余年，列圣相承，太平日久，前后經營至矣，輻輳集矣，其與中興時又過十數倍也。

　　宋室南遷，也進一步促進了北方文明向南方、特別是向杭州的滲透，從而使杭州的都市文明有了質的飛躍。從當時及后人的文獻記載來看，北方先進文化對杭州的影響，幾乎涉及各個層面。

　　總之，宋室定都杭州，既緩解了北方的人地矛盾，也給南方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工具；既帶動了南方的經濟發(fā)展，也促進了民族的融合。南北經濟大融合、文化交流暢順，這對一個國家政權而言，何樂而不為呢？

天子守邊，穩(wěn)固疆土

　　我們以上所說的朝都更替不窮，多是經歷了不同朝代。在王朝沒有中斷的情勢下，遷都卻是很少見的，這里的例外，是明成祖朱棣遷都。

　　在明朝初期，明成祖在國運蒸蒸日上的情形下，將國都遷往燕京（今北京）。這么做究竟為何？原因就是天子為守國土四方。除了當時復雜的內部矛盾外，邊疆安寧、國家統一才是主要矛盾，這也成為明成祖朱棣一生追求的事業(yè)。

（明成祖）

　　當時，北方的蒙古瓦剌等少數民族雖已臣服，但時常借故擾邊犯境。天子戍邊，既是成祖自信的表現，亦是國家意志的高度提升。這在其征戰(zhàn)史上可以看出，朱棣五次遠征蒙古，甚至最后死于北征回師途中的榆木川（今內蒙烏珠穆沁）。

　　有日本學者曾考證說，明成祖是古代唯一一個親自跨越沙漠遠征的皇帝。不僅北征，明成祖對南方的安南也進行了征討，取得了輝煌的勝利。

　　所以，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，不僅是平定邊疆、安定疆土的需要，也為日后一致抵抗外族入侵、形成凝聚力，打好了基礎。

　　以武治邊，天子戍邊，歷史罕見。正是把國都置于邊患之緣，才能砥勵民心、凝聚力量，穩(wěn)固疆土。明成祖此舉，開創(chuàng)了后世世代定都于北京的傳統，并延續(xù)至今。

　　應該說，封建帝國遷都，無論是躲避自然災害、夷狄威脅，還是促進民族融合、發(fā)展經濟、改善民生、穩(wěn)固疆土，帝王們的目的是一致的。即實現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政治狀態(tài)，使國家統一，讓國運昌隆。這一愿望，既是個人的，也是民族國家的，更對中國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。

　(來源：凱風清韻 作者：陳光方、秦風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