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國著名記者哈里森·索爾茲伯里在《長征——前所未聞的故事》一書中描述了一個經(jīng)典的章節(jié),叫做“擔架上的‘陰謀’”。這件事還要從長征開始時的兩個“三人團”說起。
兩個“三人團”
兩個“三人團”,一個是長征前博古、李德、周恩來組成的最高權力機構“三人團”,掌握著中央紅軍的指揮大權。
另一個“三人團”是指毛澤東、張聞天和王稼祥三人。當時毛澤東患瘧疾剛剛治愈,身體尚未恢復;王稼祥在第四次反“圍剿”中負重傷后,一直未愈,只能靠擔架行軍;張聞天身體尚好,一般是騎馬行軍,工作繁重時偶爾也坐擔架。他們一起隨軍委縱隊行軍宿營,形成了一個新的擔架上的“三人團”,后來被稱為“中央隊三人團”。
在擔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處,為毛澤東、張聞天、王稼祥提供了一起交流意見的很好機會。毛澤東向他們分析了博古、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,闡述了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必須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道理,使他們明辨了是非,轉變了立場,開始積極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。
只要博古、李德仍然掌控軍隊,錯誤指揮就很難避免
由于長征初期軍事指揮上的錯誤,紅軍在湘江戰(zhàn)役中傷亡極為慘重。
為挽救危局,從過老山界到遵義會議前的這一段時期,毛澤東、張聞天、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內部公開批評博古、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,指出:第五次反“圍剿”以來的失敗,是單純防御、短促突擊、打陣地戰(zhàn)等軍事指揮錯誤造成的;撤離蘇區(qū)的突圍又演變成逃跑主義,消極避戰(zhàn);在敵人已經(jīng)張網(wǎng)以待時,仍然機械地堅持到湘西會合的原定計劃也是錯誤的。毛澤東提出應改變與紅2、紅6軍團會合的計劃,向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貴州進軍。
毛澤東的建議得到張聞天、王稼祥的鼎力支持,周恩來、朱德等領導人也贊同毛澤東的意見,經(jīng)過激烈爭論,最終在黎平會議通過了《中央政治局關于戰(zhàn)略方針之決定》,正式?jīng)Q定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西北地區(qū)建立根據(jù)地。
由于博古、李德仍然占據(jù)著軍事指揮權,他們對黎平爭論的失敗耿耿于懷,不甘心放棄他們的錯誤戰(zhàn)略方針,仍在時時找著機會轉向湘西。毛澤東、張聞天、王稼祥等也深刻認識到,只要博古、李德仍然掌控軍隊,錯誤指揮就很難避免,軍委集體領導體制就很難確立,黨和紅軍隨時都可能陷于滅頂之災。他們心急如焚。王稼祥向毛澤東坦率地表示自己對當前形勢的憂慮,認為這樣下去不行,應該把李德等人“轟”下臺。
橘林談話,商請毛澤東出來指揮
?。保梗常茨辏保苍拢玻叭?,軍委縱隊到達黃平。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,張聞天、王稼祥頭靠頭地躺在各自的擔架上。王稼祥問張聞天,紅軍最后目標,中央定在什么地方?
張聞天說,沒有確定的目標。這仗這樣打起來不行,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。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,比我們有辦法。
王稼祥當天晚上就將張聞天的想法打電話告訴彭德懷,然后又告訴毛澤東。這消息在劉伯承等幾位將領中一傳,大家都贊成要開個會,讓毛澤東出來指揮。隨后,中央政治局猴場會議批評了博古、李德不過烏江、回頭繼續(xù)會合紅2、紅6軍團的錯誤主張,重申了黎平會議的決定,隨后又停止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。
歷史選擇了毛澤東
紅軍占領遵義后,“中央隊三人團”繼續(xù)商討如何開好遵義會議。在毛澤東的主導下,他們商定了發(fā)言提綱。
遵義會議開始后,博古作了報告,周恩來作了副報告。隨后,張聞天首先站起來作了“反報告”,按照他們三人已經(jīng)擬好的提綱,旗幟鮮明而系統(tǒng)地批評了第五次反“圍剿”和長征以來的錯誤軍事指揮。會議第二天,毛澤東做了長篇發(fā)言,深刻剖析了錯誤軍事路線的癥結所在;之后王稼祥發(fā)言,表示堅決支持毛澤東的發(fā)言和張聞天的“反報告”,提出由毛澤東指揮紅軍。毛澤東的發(fā)言和張聞天的“反報告”主導了會議方向,定下了會議基調。
陳云后來在《遵義會議傳達提綱》里寫道:“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,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地承認自己的錯誤,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,A(李德)同志完全堅決地不同意對于他的批評?!边@說明,克服“左”傾錯誤領導的過程是復雜的,但確立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,是大勢所趨,是黨的選擇,紅軍的選擇,歷史的選擇。
張聞天在回顧這一段歷史時,這樣評價:“長征出發(fā)后,毛澤東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——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、博古的‘中央隊’三人集團,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放下了物質基礎。”
擔架上的談心交流與思考探討,構成了紅軍長征勝利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(huán)。這就是索爾茲伯里在《長征——前所未聞的故事》一書中提到擔架上的“陰謀”。而這個所謂的“陰謀”,實際上反映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被逐漸接受和認可的過程,對黨和紅軍來說至關重要。(來源:新華網(wǎng) 作者:翟清華 婁思佳 楊茹)